作者：梁徐
按照多少年以前拟定的先难后易、先远后近的大致的旅行规划，在去了非洲、中东、南美、中美、南极、印度等等之后，我终于到了英国，到了伦敦。
吃葡萄时，有人喜欢从最大的逐渐吃到最小的，这样，他永远在吃着最好的；而有人则习惯从最小的吃起，这样，他越吃越好。我的旅行计划不像“吃葡萄方针”那样有哲学意义，只是完全出于现实的考虑—年纪不饶人。现在回头看，当初的决定真是太英明了。
毋庸赘言，我对伦敦非常熟悉，通过从狄更斯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和《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到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畸形屋》（Crooked House）等等小说，从“三十九级台阶”（The 39 Steps）到“不列颠之战”（Battle of Britain）等等电影，从无数的电视画面到无数的图片，可以说，我对伦敦的泰晤士河、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海德公园、塔桥、大笨钟等等等等如数家珍，因此，尽管是初访伦敦，我却很有点旧地重游的感觉。不过在实际上，伦敦还是有太多的有意思的地方我以前一无所闻一无所知。
第一天
清早去特瑞法尔伽（Trafalgar）广场旁领取在网上预订的包括交通和若干景点门票的伦敦通票（London Pass）。那广场纪念纳尔逊（Horatio Nelson）完胜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虽然他自己在鏖战中负伤不治身亡）的特瑞法尔伽之战。我顺便在周围转了转。不过高高站在广场中央的纪念圆柱顶上的纳尔逊黑黢黢地看不真切；那些喷泉和雕塑也都光线欠佳；国家艺术馆和国家肖像艺术馆都还关着门；广场上人已不少，坐着的那些想必是在等待艺术馆开放；建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圣公会（Anglican）的圣马丁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里只有寥寥可数几个格外勤奋的祈祷者。
圣马丁教堂门外前的雕塑（刚降临人世的耶稣？）。
无意中看到了艾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1865-1915）纪念碑。卡维尔是个居住在比利时的以实行现代护理而小有名气的英国护士。在残酷的世界大战中，她以同等的仁慈善良细致耐心救护敌对双方的伤病士兵。然而因为帮助了二百来个英法士兵逃出德军的控制，她被军事法庭以荒唐的叛国罪判处死刑，于1915年10月12日被德军行刑队枪杀。
在去世的前夜，卡维尔写道：“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一定不能仇视和怨恨任何人。”
她的死引起了世界舆论对德国的强烈谴责。
卡维尔的事迹至少被拍成过四部电影，而其中最早的居然是澳大利亚人在1916年出品的无声片“护士卡维尔殉难记”（The Martyrdom of Nurse Cavell）！
卡维尔纪念碑。
回到住处把伦敦通票分发给同伴们以后，大家一起去白金汉宫前看皇家卫队换岗仪式。去得晚了，好位置差位置都早没了，我只得挤在不是位置的位置上看热闹。
白金汉宫前的卫队交接班仪式大概是世界上人数最多、场面最大、服装最华丽的同类仪式。
占了白金汉宫前风水宝地的人们，不晓得他们在这里等了多久。
警方对扒手（和公众）的友情提示：“小偷们注意了，这一带有便衣警察在活动”。
因为在下午2:15还得返回去参观白金汉宫，等下岗的卫队从视线中消失以后，我利用那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穿过广场北面的加拿大门，看了加拿大纪念碑，再往西去看了纪念拱门、新西兰战争纪念碑、惠灵顿马上雕像、澳大利亚战争纪念碑、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纪念碑（RAF Bomber Command Memorial）等小景点，然后从绿园（Green Park）绕回白金汉宫。
从南非的布尔战争（Boer War，1899-1902）开始，澳大利亚人曾经雄赳赳气昂昂追随着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南征北战，抛头颅，洒热血，直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1941年12月10日，日本轰炸机群于偷袭珍珠港的三天之后，在马来半岛沿海炸沉了澳大利亚的两艘战列舰，从而一举摧毁了澳大利亚本来就脆弱得不像话的海上屏障。意识到英国人正在泥菩萨过江，自顾不暇，刚就职才两个多月的总理柯廷（John Curtin）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在12月26日那可能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著名的新年致辞里，柯廷宣布：“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我们知道英国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分散力量的危险，但是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会完蛋而英国一定能顶住。因此我们决定，澳大利亚不该完蛋，我们将竭尽全力，以美国为核心，制定一个足以赋予我们国家坚持下去的信心、直至战局朝不利于敌人的方向转变的计划。”
同时柯廷下令紧急撤回了澳大利亚在北非、地中海和欧洲作战的地面部队，并将他们置于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统领之下。
麦克阿瑟在1942年3月从菲律宾撤退到达尔文，标志着澳大利亚免除了遭受日本地面入侵的危险。因而有人曾半开玩笑地说：澳大利亚是美国人在二战中解放的第一个国家。
从此澳大利亚成了山姆大叔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忠心耿耿，二战后从朝鲜战争一直打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
所以英国人可不能轻信下面铭文中的许诺，哪怕英国女皇至今仍然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碑：“不管你们负荷什么样的重担，我们必以肩助之。”
2012年揭幕的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纪念碑，上有铭文：“自由是那些敢于保卫它的人的专利。”
白金汉宫里允许参观的那部分远不如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夏宫（Schonbrunn Palace）和巴黎凡尔赛宫那样富丽堂皇，不过比起丹麦、瑞典那些国家的皇宫，还是体面得多了。
在宫内不能拍照。
白金汉宫后花园。
离开白金汉宫后我去西面的海德公园。
那片土地自1536年以后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猎场，1637年起成为供市民休闲的公园，其现代特色是在那里不时举行的政治集会和专门“妄议”朝政的自发的演讲和辩论。
海德（Hyde）公园里的戴安娜纪念泉（Diana Memorial Fountain），据说那不断流淌的清水体现了戴安娜不拘束缚的精神以及对孩子的热爱。
海德公园里的蒙面人。
记不清在小学还是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一课介绍海德公园的演讲角。小时候懵里懵懂，只知道认生字，背课文，完全不能领会那演讲角体现的言论自由的意义。我猜想当今编教科书的老师们绝对不会选那样的文章了。现在的审查官和学生都特别善于举一反三。
在自媒体风行的今天，那地方也早已徒有虚名了。
海德公园里著名的演讲角。
海德公园里的蛇湖艺术馆茶亭（Serpentine Gallery Pavillion）。
埃尔伯特（Francis Albert Emmanuel，1819-61）纪念碑坐落在海德公园的南部中间。
埃尔伯特王子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科堡（Coburg），比他的表姐维多利亚小三个月。他们俩在1836年初次相逢时，十七岁的维多利亚就喜欢得不要不要的，她显然也属于“相貌协会”，她写道：“（埃尔伯特）极其英俊。他头发的颜色跟我差不多；他的眼睛很大，蓝莹莹的；他有漂亮的鼻子、甜蜜的嘴唇和整齐的牙齿。不过他脸上最突出的是他的表情，那太迷人了。”
次年，维多利亚登上了英国女皇的宝座。
他们在1839年再次见面时，女皇向埃尔伯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他俩在1840年成亲，然后一口气生了九个孩子，其中没有一个夭折，在那个时代，这近乎于奇迹。许多学者将之归功于家庭主夫埃尔伯特健康卫生的理家观念。
埃尔伯特思想开明进步，热衷公益，他大力提倡教育改革、改善社会福利、照顾穷人、废除农奴制。他对维多利亚在思想上（从而在政策上）的潜移默化是英国在1848年前后没有发生德、法那样的革命和动乱的重要因素。他排除万难一手操办的1851年大博览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极大地扩大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在世界上的影响。他用举办那个博览会获得的利润为国家买下了大量地皮，在那些土地上后来陆续建起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伦敦帝国学院、皇家埃尔伯特大厅、维多利亚与埃尔伯特博物馆等等不朽的建筑。
埃尔伯特是女皇最亲密最信赖的顾问。他说服女皇在处理与国会朝野的关系时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从而帮助完善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他是女皇一切私人事务的大管家。他还是个精明的理财能手，陆续为女皇添置了不少房地产。
在正当壮年的四十二岁之际，埃尔伯特死于伤寒（或胃癌）。他的去世令维多利亚女皇心碎欲绝。在守寡的整整四十年里，女皇永远只穿黑衣。埃尔伯特生前房间里一切保持如旧，女皇甚至要求每天都得往那里送洗涮的温水，更换那里的毛巾和床单。
英国民众开始时不太喜欢埃尔伯特，他们嫌他是外国人，而且是经常跟英国作对的德国人，尽管在结婚以前他就入了英国籍；嫌他出身于小地方；嫌他的家族里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
然而到了1861年，举国上下为他的英年早逝而痛惜。
埃尔伯特纪念碑一。
埃尔伯特纪念碑二。
晚上我和同伴们一起在埃尔伯特纪念碑对面的皇家埃尔伯特大厅听PROMS音乐会。
皇家埃尔伯特大厅一。
如今的PROMS是由BBC组织的每年夏季为期八周、以埃尔伯特大厅为主要场地的古典音乐节，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大最民主的音乐节”。
PROMS孕育于十九世纪中期，是当时的一些音乐人和社会精英意在普及古典音乐、提高公众音乐素养的创举。初期的音乐会在公园里免费演出。如今埃尔伯特大厅的表演不再免费了，不过在演出当天门售的一千三百余张站票单价只需六英镑，从而还是继续保持着英国的传统之一。
皇家埃尔伯特大厅二。
皇家埃尔伯特大厅三。
皇家埃尔伯特大厅四：走廊里挂着的华裔美籍指挥家张娴的照片。张娴本、硕就读于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博士毕业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她是PROMS邀请的第一位女指挥。
第二天
去温莎（Windsor）城堡和伊顿公学（Eton College）。
温莎镇在伦敦西三十五公里处，有居民三万二千多。
自十二世纪初以来，温莎城堡一直是历朝历代王室的居所，这在欧洲的王宫里独一无二。
二战中伦敦大轰炸期间，温莎城堡是皇室的避难所。
前不久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是希特勒，而是英国人。跟所有企图颠覆历史的“阴谋论”一样，文章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其空穴来风之一，就是英国皇室本来就是德国种。
当代的英国皇室原来确实因为埃尔伯特王子的缘故而称萨克森-科堡与哥达（Saxe-Coburg and Gotha）王朝，换句话说，至少在名义上，那是个德裔王朝，直至1917年一次大战中国民反德情绪极其高涨时才被迫根据皇室居住的温莎城堡而改为温莎王朝。从父系的角度判断，过去一百年里大英帝国的两位皇帝乔治五世（George V）、乔治六世和一位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都是德国人。不过关键的是，他们绝对是归化的忠诚的英国人。
温莎城堡一。
温莎城堡二：城堡与希思罗机场的直线距离只有十一公里，因此头顶飞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温莎城堡三：在传统上，英国皇家卫队的帽子是熊皮制的，不过我想在环境保护、动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他们或许已经与时俱进，改用某种化纤的料子了。何况在大热天戴这么个小山似的熊皮帽子，也太让人勉为其难了。
温莎城堡四。
从温莎往北横跨架在泰晤士河上的小桥，就进入了伊顿。那是个伴随着伊顿公学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小镇，因此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伊顿镇上的图书馆。
伊顿公学是个public school。英国的public school与众不同，它们实际上是标准的私校，所谓的public，是指它们招生不受学生的种族、宗教信仰、父母职业、家庭住址等因素的限制，任何人，只要付费，就可能入学（当然还得符合德智体各项标准）。英国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学校叫state school。
伊顿公学大概是世界上最牛的中学。它的校友群星璀璨，其中有十九个英国首相（包括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奠定了欧洲百年和平的基础的惠灵顿）、六个诺贝尔奖得主、三十七个英国最高军功章维多利亚十字章的获得者。诗人席勒（Percy Shelley）、创造了“007”系列的弗莱明（Ian Fleming）、《动物庄园》（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George Orwell）、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John Keynes）等等都在他们“三观”形成的关键岁月里在伊顿公学接受过熏陶。
除了英国的贵族世家社会精英，世界各国尤其是英联邦国家的上流社会也往往把他们的子弟送到伊顿公学培养。
现在伊顿公学大约有一千三百余学生。那里师生的比例为1:8。
伊顿公学在2017/2018年度招生二百六十名。每学期学费为12,910英镑，每年三个学期，因此全年学费为38,730英镑。当然，跟大多数私校一样，伊顿公学每年都有不少奖学金甚至全免学费的名额。
2011年时，从一个在索马里被击毙的“基地”（al-Qaede）组织的头目身上，人们搜出了该恐怖主义组织打算袭击伊顿公学的计划。
伊顿公学一。正面雕像为伊顿公学的创始人亨利六世（Henry VI）。亨利六世在1440年办学的初衷，只是希望他觉得“孺子可教”的七十个贫民子弟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伊顿公学本是个国王筹办的“希望工程”。
伊顿公学二：校务办公室。英国人的低调莫以此为甚。
伊顿公学三：伊顿公学的男孩。照片里似乎有一张亚洲面孔。我希望他来自中国大陆。不管他的父母是太子党、官二代，还是富二代，肯花大钱把孩子送到伊顿这样的学校读书的家长都是懂事明理的人，应该得到点赞。
在假期里，伊顿公学是可以参观的。可惜我到的那天刚好假期结束，学校要开新生家长会。
伊顿公学四：出席新生家长会的人们。
从伊顿回到温莎，又回到伦敦，我按图索骥，一路依次走过圣詹姆斯（St James）公园、克拉伦斯府（Clarence House）、圣詹姆斯宫（St James’s Palace）、女皇小教堂（Queen’s Chapel）、绿园、Piccadilly大道、皇家艺术学院和加拿大之家，然后穿过特瑞法尔伽广场，到达泰晤士河上的金婚纪念桥（Golden Jubilee Bridge）。在那桥旁，我还看到了克娄巴特拉方尖碑（Cleopatra’s Needle）。
圣詹姆斯公园。
圣詹姆斯宫。这座完成于十六世纪上半叶的都铎（Tudor）式建筑曾经是英国皇室在伦敦最重要的产业之一。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和埃尔伯特王子就在此举行婚礼。戴安娜跟查尔斯离婚以后，一度带着威廉和哈里住在这里。这里至今仍然住着若干皇室成员。皇室的一些机构如皇家卫队总部、外交使团保卫处、皇家收藏部等的办公室也在楼里。
绿园里高唱宗教歌曲的姑娘。
Piccadilly大道街景一：里茨大酒店，世界上最高大上的旅馆之一。为满足好奇心，我上网查了下，那里一个单卧套房每晚打折后的租金为1,090英镑。
Piccadilly大道街景二。
Piccadilly大道街景三：皇家艺术学院。
Piccadilly大道街景四。
克娄巴特拉方尖碑。碑高二十一米，重二十点三吨。伦敦有三座埃及方尖碑，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此碑在公元前1450年由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下令立于古城Heliopolis（现今开罗的一部分），公元前12年被罗马人迁到了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为其情人恺撒大帝（或安东尼）在亚历山大所建的神庙。碑倒坍后被深埋于土中约二千年。1819年，埃及暨苏丹帕夏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为庆贺纳尔逊和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y）分别在海上和陆地击败拿破仑而以此碑为礼赠送给英国。财大气粗的英国政府赞赏埃及人的恭敬，却不肯为运费买单，最终埃及人不得不送佛上西天，好事做到底。
伦敦黄昏：国会大厦。